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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十九章 中国阿甘

    话不多说,到了办公室之后,王世民开门见山:

    “余切,我想听听你的想法,你的新现实三部曲,我们全刊上下都抱有极大的热情。在这里,我想先讲一个故事,告诉你我们《十月》刊的编辑是有水平的……”

    “82年春天,小说组的编辑张守任去参加军旅文学座谈会,有个叫李存宝的作家,知道他是《十月》杂志的编辑,主动找来。李存宝有几个小说题材,征求张守任的意见……分别是一个关于自卫反击战,但写的脸谱化;一个关于军营里的爱情,还有一个关于红军英雄的一生,你猜张守任怎么说?”

    “他什么都没选择?”

    王世民有点惊讶,“你说对了!张守任说,我们的军事文学是没有出息的,常常是拿地方上一个坏人作为对立面,这绝对没有艺术力量。军事文学要想激动人心,是要真实地描写军队,以及战争的残酷及争议性等等。原子弹为什么有力量?是原子核内部破裂,发出极大的能量,那么艺术作品也是这样!”

    “所以,我们不要那些样板戏,要真正的有价值的作品。李存宝最后写出《高山下的花环》,发表后,全国有一百多家刊物,都争着抢着和我们交换刊物。1981年全国中篇小说评奖,一共十五篇,《十月》一家就得了五个,而且第一名也是《十月》的。”

    “83年,也就是今年的中篇小说评奖,是我们作协来评的,参考大众的投票,我已经知道,至少能拿几个。”

    “但是,《高山下的花环》只是一个中篇小说,李存宝后来写不出来了,而我们希望的是引起一个时代的潮流的作品,比如伤痕文,我们没能够开创,要么,这个作者自己写了一二三四部,由他个人来引发潮流,你正可能是这样的人……”

    这个《十月》刊,对自己是寄予厚望啊。

    看来,引起王世民注意的,不光是余切某一篇小说,而是他后来的几部小说。这种宏伟构思打动了王世民。

    余切没有卖关子,而是直接道:

    “我把这几部小说称之为新现实三部曲,当然,模仿的是巴老的激流三部曲,我想从不同方面,不同关系,反应我们改开后的这第一个十年。”

    王世民听得很认真,让骆一禾去倒茶,支开了骆一禾,让骆一禾把门关上,然后才说:“怎么个不同法呢?”

    “头一部,讲的是留学生们。有这么两对高知情侣,他们的对象都决心出国去了,留下的正好是女的和男的,他们叫林周云和顾颜,这两人一直等不到自己对象的消息,通过各种渠道打听,怀疑自己的对象已经在美国有了新欢……”

    “所以,你让这个顾颜和林周云,顺理成章的,互相又凑在一起了?”

    余切摇头,“在一起,又没在一起。因为顾颜一直对自己原来的对象存在感情,不相信自己对象要抛弃自己,于是过不了自己心里那一关。”

    王世民问:“那实际呢?”

    “实际确实抛弃了他,不久后,剩下的林周云被国外的男友打电话,也要去国外了,林周云此时已经喜欢上顾颜,她给了许多机会,渴望顾颜能留下自己,以教导顾颜英语的名义,两个人逐渐越走越进。”

    王世民逐渐被吸引住了,他身体情不自禁地往前倾,“所以,顾颜留下林周云了吗?”

    “没有,天下要雨,娘要嫁人,别人要走的,总是会走的。”

    王世民说:“就这样结束了?这个男的失去了自己女朋友,又失去了另一个?”

    “没有,我不是说,他们全都是高知吗?只剩下顾颜留在了国内,他继续自己的学业,练得好口语,后来进了外事部门;三年后,德国汽车公司来中国商谈组建合资公司的事情,顾颜作为翻译,参与了谈判。”

    “然后呢?”

    “谈判是在美国进行的,有了进展之后,大家都很开心,一起聚餐、喝酒……在小酒吧中,顾颜看到了自己曾经的爱人,她正在小酒吧做服务员,过的并不顺利。”

    “失去了的爱人!经典剧情啊!”王世民急不可耐:“面对自己昔日的爱人,顾颜怎么做的?”

    “顾颜什么也没有做,也没和爱人相认,而是留下了两美元的小费——这个小费,也被酒吧的韩国老板夺走了,因为中国人没有当地身份,不配有小费。”

    “啊!”王世民深深叹了口气,两只手摩挲自己的脸,缓了一会儿。“那林周云呢?”

    “林周云做了家庭主妇,不苦也不快乐,在电视上,她看到了顾颜登上当地新闻:中国和通用合作破裂,转而和大众合作……”

    “她看到了,顾颜翻译商务部官员的话,用抑扬顿挫的英文道,‘我们将会和德国大众进行谈判’,‘中国市场’暂时不允许通用进入……而这家当地电视台,正在嘲讽和奚落中国的谈判团队。”

    王世民:“林周云说什么了?”

    “林周云什么也没有说,她要去接自己的孩子,她住在华裔社区,在洗衣店工作。曾经林周云教了顾颜英语,而现在她一句英语也不需要说,她的粤语更加熟练,她已经得到了自己最想要的——来到了美国,并稳定了下来。”

    “一个高级知识分子,最后去了洗衣店带孩子?”

    “是的。只有留在国内的顾颜,是最幸运的,他没有扔下任何东西,但一切都给他了。”

    王世民敏锐的察觉到,余切所写的“顾颜”,其实在反应一代中国男性:

    在这样的时代变化中,以顾颜为代表的人没有任何别的办法,只能走最艰难的道路,保持对生活的希望。

    当他们吃足了苦头熬出来的时候,作为旁人,就只看到了顾颜这个留在中国的十足幸运儿,感慨他真是做了个好选择。

    这真的是选择的原因吗?

    顾颜代表了最传统的男性,吃苦耐劳,对家庭忠诚,对集体怀有热爱——所以,他必须得到好的结果。

    将来一堆吃到了八十年代红利的知识分子,会越来越感同身受这篇小说:伟大的余切啊,你简直就是在写我们!

    顾颜就是中国的阿甘——等等,原版阿甘还没在美国写出来呢!

    以后,阿甘得是美国顾颜!

    “我喜欢你的故事,但为什么要这么写呢?”王世民问。

    “因为一切命运赋予的礼物,都在背后标注了价格,所有的选择,都要付出代价。”余切道。

    “好,好,好!”王世民连说了三个好字,不仅仅是因为小说,也因为余切的回答。

    这个时候,骆一禾恰巧回来,正看到王世民眼睛发亮,半撑在茶几上,显然已经非常激动,骆一禾欣喜道:“王主编,我就说余老师的小说,是有想法的吧!”

    王世民笑道:“我已经等不及要看到这个小说,发表在《十月》刊上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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